自八七会议以来，瞿秋白接手主持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的事务，继陈独秀之后，成为了我党早期的杰出领导者，当时年仅28岁。1935年2月24日，他在福建长汀县水口镇小迳村牛庄岭一带不幸被俘。在那将近四个月的囚禁期间，敌人多次施加威逼与利诱，但在生死的严峻考验面前，他始终保持了镇定，那句“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见陈铁健《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03页）不仅彰显了他崇高的人格，也展现了他坚定不移的信仰。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公园安详地结束了生命，享年36岁。他的一生虽短，却无比辉煌，理想与信仰成为了他前进道路上不灭的灯塔。
“青年时期初涉马克思主义，其思想轨迹已无可逆转。”
瞿秋白曾感慨道：“家境因社会地位的剧烈变动，随波逐流，终至彻底破产。”母亲因债务缠身，陷入绝望，终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父亲则远赴济南寻求友人的帮助。而弟妹们亦各自离散，各奔东西。1916年12月，瞿秋白抵达武汉，投靠了他的堂兄瞿纯白。随后，他又随堂兄来到了北京，原计划报考北京大学，但因学费高昂，他最终选择报考了免费的俄文专修馆。
五四运动的烽火燃起之际，瞿秋白毅然决然地投身其中，成为了一名热情洋溢的参与者。他的这份执着，使得他两次身陷囹圄。在狱中恶劣的环境中，他屡屡吐血，最终患上了难以治愈的肺病，这一疾患成为了他一生的伴随。然而，他在俄文专修馆的学习生涯，却为他俄文水平的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使他能够借助词典进行阅读与创作。因此，他萌生了向中国读者推介俄罗斯文学的愿望。1919年9月15日，他所翻译的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闲谈》在《新中国》杂志第一卷第五期上发表，这也标志着他文学翻译生涯的开端。
1920年秋季，北京《晨报》与上海《时事新报》共同发布了驻外记者的招聘启事。瞿秋白毅然决然地投身其中，成功获得北京《晨报》特派记者的职位。翌年1月25日，他克服重重困难，抵达了莫斯科。在那里，他广泛地接触了各界人士，并积极向国内发送了一系列报道、通讯以及政论文章。除却这些，瞿秋白还于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授课，负责政治理论课程的翻译工作。正是从那时起，他开始系统地学习与研究马克思主义，这段经历也让他对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22年二月，瞿秋白在张太雷的引荐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坦陈：“自青年时代起，我的思想便已初步转向马克思主义，此一轨迹已无法逆转。”（参见《多余人心史》，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52、53页。）同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隆重举行，陈独秀出席了此次会议，而瞿秋白则担当了他的翻译工作。
《鲁迅杂感选集》由瞿秋白精心编选，精选了鲁迅先生在不同时期创作的杂文佳作共计75篇，并亲自撰写了深入人心的长篇序言，对鲁迅杂文所蕴含的社会意义和深刻思想给予了高度评价与颂扬。
会议结束后，瞿秋白伴随陈独秀一同返回祖国。1923年夏日之初，他担任了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与《前锋》的主编，同时参与《向导》的编辑工作，并肩负上海大学学务长与社会学系主任的重任。同年10月，他前往广州参与国民党的改组事宜，并在国民党一大中荣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的职位。1925年，瞿秋白在中共四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至1927年，他在中共五大上再度当选为中央委员与政治局常委，并负责中央宣传部的管理工作。在大革命遭受挫败之后，瞿秋白在党的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常委，主持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的事务，当时年仅28岁。
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对瞿秋白实施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从而剥夺了瞿秋白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瞿秋白随即退出了中央领导层，并将大部分精力转向了文化领域。他时常乔装打扮，前往城隍庙聆听民间艺人的说唱表演，并创作了说唱剧本《东洋人出兵》等作品。当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海参崴召开之际，他撰写的《中国拉丁化字母》一文被选为会议讨论的核心文件，随后又据此修订为《新中国文字草案》。
“鲁迅几乎每日都会到东照里探望我们，与秋白探讨政治、时事、文艺等各个领域的话题，常常是畅谈至深夜，乐此不疲。”（同上，第394页）
这段较为安定的生活环境对于瞿秋白来说非常珍贵，他因此创作了多篇杂文，其中几篇是与鲁迅漫谈后写成的。许广平回忆说：“这些文章大多由瞿秋白执笔写出。他下笔极迅速，住在我们家的时候，每天午饭后至下午二三时为休息时间，我们为了他的身体健康，都不去打扰他。到时候了，他自己开门出来，往往笑盈盈地带着牺牲午睡写的短文一二篇，给鲁迅来看。鲁迅看后，每每无限惊叹于他的文情并茂的新作是那么精美无伦。”（《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79页）瞿秋白是国民党当局重金悬赏的共产党要犯，随时都处于危险之中，从1932年11月下旬到1933年9月，鲁迅四次为他提供了避难所，保证了他的安全。
1933年岁末，瞿秋白接到临时中央的紧急电报，召唤他前往江西瑞金的中央苏区。消息传来，他心中激荡不已。杨之华回忆道：“他轻抚烟斗，悠然吐出几缕青烟，仿佛那飘渺的烟雾承载着他的心灵，悠然飘向远方。”在与茅盾、鲁迅依依话别后，他踏上了征程，那是在1934年1月7日的深夜。那一晚，离别的画面深深烙印在杨之华的记忆中，“行至弄堂尽头，他驻足回望，几步之后，在飘洒着雪花的昏黄路灯下，他凝视着我，缓缓吐出：‘之华，我此去远行。’”（陈铁健：《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6页）这一别，瞿秋白便与生活了近八年的上海及其亲朋好友挥手道别。
林琪祥伪造简历逃离。
1934年深秋，中央红军启动了撤离中央苏区的壮举。在此期间，身患肺疾的瞿秋白被留任，担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及后方办事处的人民教育委员一职。随着主力红军的远征，国民党调集了十万精锐兵力，对以赣南、闽西为核心的中央苏区发起了所谓的“全面清剿”，其手段之残酷令人发指。他们修筑公路，构筑碉堡，并实施了包干责任的“划区清剿”策略。
同志们的留守生活遭遇了严峻挑战，粮食告罄，食油短缺，食盐更是难觅踪迹。为掩人耳目，他们夜间不得生火，白日亦不可升烟。敌军将山上的树木烧尽砍伐，他们不得不藏身于山洞之中。在忍饥挨饿、风餐露宿的极端困苦条件下，瞿秋白的肺病愈发严重，四肢无力，呼吸急促，胸痛如刀割针扎。1935年初，中央分局作出决定，安排瞿秋白转道香港前往上海接受治疗。
随瞿秋白一同行动的，还有何叔衡、邓子恢以及项英的妻子张亮等人。他们于1935年2月11日踏上征程，历经六七日的跋涉，抵达了中共福建省委的所在地——汤屋。在此，他们有幸见到了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并在他的安排下，于2月20日再次启程。为了确保他们的安全，万永诚特地组织了一支武装队伍，全程负责护送。何叔衡虽已年过半百，步伐略显蹒跚；张亮身怀六甲，加之行走不便；而瞿秋白身患疾病，行走在坎坷的山路上，每迈出一步都显得气喘吁吁。经过四天的昼伏夜出，他们终于在2月24日安全抵达了长汀县濯田区的水口镇。
在这间简陋的小屋中，瞿秋白度过了长达41天的囚禁时光。每日，他坐在一张粗木桌前，凭借窗外稀疏的天光，身处牢狱的瞿秋白挥毫泼墨，创作出众多感人至深的狱中诗作。
行至水口镇，众人早已筋疲力尽，腹中饥饿难耐。于是，他们决定在此稍作休整，生火煮食，以饱腹之力再行继续。岂料，此地竟是地主武装保安14团的游击区域，团长钟绍葵恶名远扬，如同一霸一方的地头蛇。水口镇的守卫由该团第二营负责，营长名叫李玉。
当日的拂晓，李玉获报，水口镇疑似出现了一支小规模的红军。在核实了这一情报后，他迅速指挥保安团疾驰水口镇。负责护送瞿秋白等人的头目名为丁头牌，在与邓子恢的交流中，邓子恢对其夸大其词、虚与委蛇的行为感到不悦，认为此人徒有虚表，一旦面临危机，必然无法依靠。
“我再次催促瞿秋白迅速向外突围。那时，他病情严重，躺在担架上。瞿秋白说：‘我病成这样，实在走不动了，你快走！’我多次劝他离开，但他始终不肯。我强行拉他，他仍执意不走。他说：‘你快走，我在这里敌人是找不到的’（此处为一片浓密的树林）。无奈之下，我冲出包围，来到山下河边，遇见了几位同样突围成功的战士，其中一位手持机枪。我便将他们剩余的战士集结起来，利用机枪对敌人进行阻击，边战斗边撤退，最终离开了长汀，朝着闽西的方向前行。”
在半山腰的灌木丛中，保安团的两位士兵成功捕获了瞿秋白等人。敌军将瞿秋白押送至水口镇，李玉对他严刑逼供。然而，瞿秋白坚称自己的名字是林琪祥，现年36岁，籍贯江苏，曾在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肄业，之后在上海经营旧书店和古董生意。后来，他转而学习医学，在医学院进修了半年。1932年，因疾病原因游历至福建漳州，恰逢红军攻入漳州，他被红军俘虏，随后被送往瑞金，成为了红军的医生、文书和文化教员。红军撤离瑞金后，他选择留下。1935年1月，他携款逃离瑞金，却在上杭露潭被再次发现。那一夜，他被押回，准备在天明后继续逃离，却没想到最终被你们所俘。
李玉向钟绍葵汇报称，林琪祥等人携带港币与黄金，其护卫人员大多装备了驳壳枪。钟绍葵据此推断，林琪祥绝非泛泛之辈。当晚，钟绍葵对其进行了突击审问，然而所得回应与李玉所审问时的答案如出一辙。3月9日，他们要求瞿秋白撰写一份“笔供”。瞿秋白所写的“笔供”与口供内容完全一致。由于敌人未能找到任何把柄，便对瞿秋白说道：“若所言属实，可予以取保释放。”
我就不是“冒混”，我是瞿秋白。
瞿秋白在长汀被捕后的第三日便被押解至上杭县监狱。钟绍葵在此地连日对瞿秋白进行严刑逼供，但他依然坚守3月9日的“笔供”内容。敌人对此半信半疑，遂告知瞿秋白，若其陈述属实，可在当地寻找可靠担保，即可获释。瞿秋白随即向鲁迅及周建人致信，而给周建人的信则托其转交给杨之华。信封背面盖有一枚长方形蓝色印章，显见该信已通过狱方审查。信中详述了监狱的寒冷、食物的匮乏以及衣物的单薄，以及他备受饥寒的境遇。狱方透露，若有人担保或有力团体提供担保，即可被释放。
在致鲁迅的来信中，我详细地叙述了自己的近况。信中提及：“在北京时，我曾有幸与您共饮一杯，自那以后，多年未曾互通音信。我不禁挂念您的身体状况。我因病在家休养了数年，期间未能重返校园。两年前，我踏入同济医科大学的大门，仅学习半年，疾病再次袭来。于是，我前往福建上杭疗养。在那期间，不幸被红军俘获，他们询问我的职业，我坦诚表示自己并无特别擅长的领域，对医学仅略知一二。此后，他们决定让我担任军医。如今，我又被国军逮捕。您了解我，我并非共产党员。若有人愿意为我出具证明，证明我并非共产党员，并提供可靠的担保，或许我能获得释放。”（《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2页。）
鲁迅收悉信件后，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他深知瞿秋白所编造的履历，旨在与己达成口径统一，以确保取保候审的顺利进行。同时，他也明白，作为一位声名显赫的共产党人，瞿秋白一旦真相败露，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他毫不犹豫地决定，必须争分夺秒，想方设法实施营救。鲁迅将瞿秋白的信件转交给了杨之华，并通过邮局汇去了五十元。杨之华历经艰辛，最终找到了一位旅馆老板愿意提供担保。
瞿秋白的真实身份不幸暴露，鲁迅在危急关头，紧急联系了他的两位绍兴籍老友——许寿棠与蔡元培。蔡元培身为国民党元老，而许寿棠则是蔡元培的得力秘书。在鲁迅的委托下，许寿棠向蔡元培进行了说情。曾在国民党的一次会议中，蔡元培提出，像瞿秋白这样才华横溢的文学天才在中国实属罕见，应当予以从轻处理。然而，此提议遭到了戴季陶等人的坚决反对，甚至蒋介石也驳回了蔡元培的提议。
究竟谁是背叛瞿秋白的人？瞿秋白曾因公事与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有过交往，万妻徐氏当时在场，因此与瞿秋白相识。4月10日，徐氏被国民党军队俘虏，在遭受恐吓和折磨后，她供出了水口被俘的瞿秋白等人。此外，被俘的长汀县苏维埃主席也透露，瞿秋白是在他之前被俘的。
◆瞿秋白
瞿秋白在位于上杭的监狱中健康状况持续恶化。4月15日，他向监狱管理人员提交了一份呈文，表达了自己因“体弱多病，长期患有肺疾”而感到的困苦，指出监狱生活进一步削弱了他的体力。他描述了自己日渐衰弱，四肢无力，头晕眼花，时常出现潮热，身体不适，时而感到饥饿，时而感到饱胀。他预感若长期被囚禁，恐将面临生命危险。在呈文中，瞿秋白重申了自己的历史背景，并恳请尽快得到释放。他提出，无论是返回江苏原籍，还是在上杭担任教师或文书等职务，他都愿意接受，并保证不会擅自逃离，随时听从召唤。然而，瞿秋白并未意识到，由于徐氏的供述，敌人已经开始对他的身份产生怀疑，并正在搜集林琪祥即瞿秋白的证据，这使得他无法获得自由。 （资料来源：陈铁健《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4页）
4月25日，钟绍葵派遣数名士兵，将瞿秋白从上杭解送至长汀。途中山水兼程，天气瞬息万变，时而晴朗，时而降雨，风雨交加。病态中的瞿秋白步履维艰，直至5月9日方抵达长汀，被监禁于位于长汀中学的国民党军36师师部。翌日，钟绍葵与36师参谋长向贤矩、军法处长吴淞涛等人，对瞿秋白进行突击审讯。问答之间，瞿秋白依然坚持林琪祥的履历如前所述。
吴淞涛瞬间敛声，双手背后，来回踱步，目光锐利地审视着瞿秋白，突然声色俱厉地喝问：“你是瞿秋白，而非林琪祥！民国十六年，我在武汉曾亲耳聆听你的演讲，你莫要妄自混淆视听！”瞿秋白面色不改，语气从容地回应：“或许你们弄错了，我正是林琪祥。”吴淞涛怒斥一声：“来人！”随即，一人应声而入，指向瞿秋白坚定地说：“我以头颅担保，此人正是瞿秋白。我们虽无确凿证据，但还有他本人的照片可供对照。”此人名为郑大鹏，昔日曾在苏区教育人民委员会供职，且曾是瞿秋白的部下。
瞿秋白意识到再也无法隐瞒，他淡然一笑，面向那些沾沾自喜的吴淞涛等人说道：“既然如此，也就无需这位‘好汉’以头颅为担保，我自可不再‘冒混’。从今往后，‘林琪祥’等笔下的供述与口供，不过如同小说般虚构罢了。”（《瞿秋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14页）
共党哲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若能成功说服瞿秋白投降，其在国内外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将极为显著。”
王、陈二人在行程中经过福州与厦门，特地邀请了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秘书兼调查室主任钱永健，以及国民党厦门市党部书记、中统特务朱培璜一同前往。他们共同商议出一套劝降策略，即利用亲情关系，以及中共叛徒被优待重用的实例，来触动对方的心弦。6月13日，他们抵达长汀，此后数日里，与瞿秋白进行了多次所谓的“谈话”。
瞿秋白烈士的纪念碑巍然矗立，正处在其英勇就义之地。
首日，王杰夫装模作样地对瞿秋白言道：“你个人的事，你似乎并无兴趣深思，然而你的友人、亲戚以及家人，却都期望你能深思熟虑。你断不可让他们心生失望。”瞿秋白微微一笑，回应道：“我的问题，向来是我自己负责思考，无需朋友、亲戚乃至家人代劳。尤其是在政治方面，过去是我独立思考，如今更是不可能，也不必让他人越俎代庖。”
“感谢你们的良苦用心。我想问，这种关心与陷害又有何区别？你们都清楚，没有附加条件，我无法在这世上立足。而所谓的条件，就是要我放弃人性，苟且偷生。我相信，那些真正关心我、爱护我的人，包括我的妻子杨之华，都不会同意我以这种方式毁灭自己。这样的生存，只会让他们背负长久的耻辱与痛苦。”
“生死由命，何须提及追悼会？”在此过程中，陈建中不时地插言提问，但瞿秋白对这位变节者的目光始终冷漠，对他的话也显得轻蔑。
临别长汀的前夜，他们再次拜访瞿秋白，声称这是最后一次的“交谈”。此次，王杰夫不再拐弯抹角，言辞间直指核心，道：“瞿先生，我们已定于明日启程返回南京。在你我分别之际，能否请先生最后表明您坚定的立场？”瞿秋白对“真正的态度”一语中的，毫不犹豫地回应：“我的立场，昨夜已说得明明白白，任何变动皆属不可能。”
“瞿先生，难道你没有看到顾顺章转变身份后，南京对他所给予的特殊优待吗？即便他犯下滔天罪行，中央亦未对他追究。”
《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03页）
事实上，早在6月2日，蒋介石便从武昌行营发出秘密指令，要求在长汀就地执行枪决，并需拍照以供查验。然而，由于中统陈立夫派遣人员成功劝降，这一行动被暂时搁置。直至6月17日之夜，36师参谋长向贤矩步入瞿秋白的囚室，向他告知次日即将执行的死刑令。令向贤矩感到困惑的是，瞿秋白的神态与平日并无二致，显得异常沉静与安详，脸上不见丝毫恐惧之色。
翌日，正是瞿秋白英勇就义的时辰。晨曦初露，他换上洗得崭新的黑褂白裤，脚蹬黑袜黑鞋，泡了一杯香浓的茶，点燃一支香烟，静坐窗前，细细品读《全唐诗》。他吟咏诗句，同时手执毛笔，饱蘸浓墨，挥毫写下：“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这一幕，恰巧被获准采访的《大公报》记者目睹，他记录道：“他书罢诗句，漫步至中山公园，整个园子静谧无声，鸟儿也停止了鸣叫。他随意走到亭前，桌上已摆好四碟小菜，一瓮美酒。他独自坐在那里，自斟自饮，谈笑风生，神态自若，仿佛一切如常。酒过半巡，他缓缓说道：‘人间的业余时光是小快乐，夜晚安睡是大快乐，离世长眠才是真正的快乐。我们共产党人的信仰，便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接着，他高唱《国际歌》，打破了周围的沉寂。酒罢，他缓缓走向刑场，前后有卫士护卫，气氛极其庄重。经过街巷，他瞥见一位盲眼乞丐，回首一瞥，似有所感。抵达刑场后，他主动要求仰卧受刑。枪声响起，瞿秋白就此英勇牺牲。”（摘自《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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